1997年寒冬，乌兰巴托的银行相继关闭，工厂停工，数十名在外蒙古生活了接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老人面临着生存的最后一击。回想当年，他们随国军残部跨过戈壁，只为暂避战乱，没想到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岁月。如今，面对粮食短缺与医疗无着，他们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向祖国申请返回。然而，旧军籍、国籍问题及留在蒙古的孩子们成为了重重阻碍。中国是否会接纳他们的请求？当回复信抵达时，屋内没有人敢率先打开信封，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

1949年秋季，河西走廊的风将黄沙卷起，一支不足三千人的国民党残兵队伍正向北挺进，队伍中除了受伤士兵，还有带着家属的平民。战线已经崩溃，追兵逼近，留在战场上无异于自投罗网。李锦将几名军官召入临时帐篷，桌上只摆着几张受潮的纸张和一盏闪烁的马灯。“往南走不通，往西已不及。”随着紧迫的氛围，军官们开始讨论是否缴械保命。李锦未立即回答，先询问剩余的粮草和马匹，得到的答案让人心惊。

“若选择回头，谁来承受后果？”李锦指向窗外，许多人依旧希望能走出这片绝境。“但越过国境就不再是中国”，另一名军官低声反驳，“蒙古会接纳我们，还是将我们遣返，未可知。”李锦沉思，然而留在此地的结局几乎可以预见。由于缺水，外头出现了争吵，骆驼也因无力继续跪倒在地。经过深思熟虑，李锦下令向北行进，希望进入蒙古共和国后能寻找出路，这并非胜者的选择，而是败者在绝境中寻求的一线生机。

队伍再次出发时，士兵们依旧骑马，但伤员和家属渐渐掉队，原本紧凑的队形被拉得越来越长。年轻士兵向老兵询问：“过了去，是否算回得来？”老兵只交给他一口水，回复道：“先活到那边，再谈返回。”若“他们不让我进呢？”老兵严肃地说：“那就放下武器。”这句话传遍了整个队伍，有人愤怒，有人沉默，甚至有人开始悄悄扔掉弹药，仿佛少背几斤能将战争的阴影远远抛开。

11月初，先遣队越过边境不久，蒙古边防军便在坡地上出现，机枪架设在沙丘后，骑兵逐渐靠拢。李锦下令全队暂停前行，禁止开枪，并派会俄语的副官举白布向蒙古军方交涉。双方在戈壁上对峙了三天，昼夜警惕，没有一方敢于放下武器。副官第二次回来时带回条件，虽然可暫时留住队伍，但他们必须交出武器和马匹，接受蒙古的安置与管理。一名营长气愤地将茶缸摔在地：“没有武器，我们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李锦盯着他说：“有武器就有资格吗？”

“至少他们不敢随意处置我们。”带头的营长说道。“再僵持下去，孩子会渴死，伤兵会冻死。”李锦的声音显得坚定，“你想以谁的命来换这点资格？”营长沉默片刻，问道：“那之后怎么办？”李锦望着窗外焦急的人群：“后面的事再说，今天首要任务是活下去。”命令下达后，队伍中出现了骚动。有的人将枪放到指定区域，转身离去；有人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枪身却不愿松手；还有人则仰望南方，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祖国的边境之外。

蒙古士兵逐一登记武器，与官兵和家属隔离开，队伍不再是一整支军队，而成了一群失去明确身份的外来者。他们被分批送往乌兰巴托及周边地区，更多人被安置到集体农场，住进低矮的小木屋，靠放牧、修建和种植交换粮食。最初的几个月里，许多人还将行李捆好放在床边，认为春天来临时可以继续踏上新的征程。一个士兵每天睡前都向班长询问：“台湾那边有没有消息？”班长开始时答复“再等几天”，后来摇头，最终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农场没有铁丝网，且离开必须报备，临时居留证虽然可以领到粮食，但并不能保证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

春天来临，残雪化作泥浆，而行李上的绳结却渐渐变得陈旧。大家终于看清，越过边境只是暂时解决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却留下了未来将要生活在哪里的难题。

几年的时间过去，农场里陆续有人开始懂得用蒙古语讨价还价，也有人娶妻生子。但每到农历春节，木屋门口依旧悬挂着用红纸写成的对联。字迹愈发生疏，胶水也不再牢固，北风一吹，纸角便噼啪作响，而老人们总是在大年初一的时候重新贴上新对联。这些曾经的士兵已渐渐成为种种事情的代表，因为他能记起来自不同地方的故友，记得谁的亲属仍可能活着。在1958年前后，蒙古政府首次允许部分人提出离境申请，农场里的安置问题导致了一整夜的争论。宁夏籍的老兵希望返回大陆，担心身份问题引发纠纷；而另一名军官则坚持想办法赴台，他认为那里才有更好的归宿；已成家的年轻人则不愿轻言放弃刚刚在蒙古建立的生活。